2012博鳌亚洲论坛在合肥预热 ——安徽代表余竹云向社会收集“幸福力”

“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”——是即将开始的博鳌亚洲论坛/CCTV青年领袖圆桌会议的主题。今年再度代表安徽出席的全国青联委员、省青联副主席、中环投资集团董事长余竹云将如何将安徽对幸福的思考带到世界？2012年3月20日，这个关于幸福的主题在合肥率先“火”了一把。余竹云邀请多位媒体人士，收集“安徽声音”。余竹云说，通过本次恳谈会“寻找幸福力量”的主题，希望通过媒体，了解安徽百姓更真实的想法，以及对幸福社会的预期。

幸福是什么？
    幸福是一种政治——新华社安徽分社常务副总编陈先发开场发言便将幸福议题纳入了“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话题”，此定性也是被与会嘉宾最多提及的一类。江淮晨报总编张伟同时提到，幸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。他说，我们一直存活在二元论的世界里，走了极端。要么经济成本，要么物质成本，要么是价值理性，要么是工具理性。要共产主义，便不要经济建设了。而真正的幸福感应该是合二为一的。合肥日报副总编解光平也认为，意识形态是幸福的决定因素。改革开放三十年，大家的幸福感在流失。这是因为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流失，变得一切向钱看，一切看物质。特别是经历了文革那场文化浩劫后，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、甚至不复存在，形成了不守法度、不知廉耻、不敬鬼神的“三不”风气。社会的幸福度自然大大受损。

幸福力之一：公平正义
    具体说来，幸福究竟由哪些因素组成？“公平正义”被排到了第一位。“整个社会分配机制不公平，获取财富的途径存在分歧，以权谋私的现象屡见不鲜。这便是影响幸福感的一大要素”。陈先发如是表示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守祝同样认为，公平正义和社会每个成员的幸福息息相关。中国古代价值观便提倡“仁义礼智信”，将“诚信”与个人行为联系起来。但不公平不正义是目前社会改造中所不可避免的。所谓绝对的分配公平、占有公平是做不到的。而我国在民主问题上是始终向前进的。

幸福力之二：文化信仰
     陈先发指出，国人普遍信仰缺失，以实用口号取代信仰。比如像“时间就是金钱”——把金钱放在了至高无上的社会目标;“效率就是生命”——过快地推进经济建设，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生命权利的基本保障。人们往往为了保证效率，为了一味赚钱，牺牲了太多。整个社会价值观都在过度追求实用性。所以，他将“精神”列为幸福力的一大要素。
    “合肥为什么会被评为幸福城市？不是因为我们欠发达，是因为我们的城市精神，是因为江淮文化的包容和宽容性。”胡守祝表示，合肥自古是中原文化、楚文化、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的汇聚之地。这种文化现象决定了这座城市精神的包容性。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包容、理解别人。“山南海北的朋友，都欢迎你来。你富裕了，咱高兴。能不幸福么？”

幸福力之三：安全感
    “焦灼感”是反映社会情绪最普遍的一个词。陈先发举例说，农民工面对种种不公会焦虑，做官的背负了太多考核指标会焦虑。这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显态表现。“中国在巨大转型期，不焦虑、不痛苦是不正常的。” 江淮晨报副总编杨杰表示，社会若能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体系，国人的安全感自然便会提升。他也用自身作比，感慨媒体人充满梦想，也充满了焦虑。“睡不好觉是常态。”
   “健康是最重要的安全感。”解光平说。“我胃不好，失眠，经常与睡眠作斗争。哪一天胃不疼了，能睡着了，对我来说就是幸福。”他同时表示，人身的安全、生态的安全和氛围的自由也是组成安全感的因素。

 幸福力之四：心存希望
“我们市民对未来抱有期望，并且所有的期望都有可能变成现实，所以感觉幸福。”胡守祝说，合肥正出于“起跑”阶段。今天比昨天强，明天比今天强。而政府在公平正义方面也作了巨大努力，下了很大工夫为企业服务，创造了良好和富有前景的投资环境。在合肥的企业是幸福的。
当天，内心的平静、懂得责任、学会尊重、从自身做起、戒贪、宽容包容……这些关键词都被与会嘉宾定义为“幸福要素”

企业家的幸福责任
    “看一个社会是否健康，不仅要看它的文化、社会价值观是否健康，也要看企业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。”胡守祝表示，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上，余竹云是一个榜样。而很多合肥、乃至安徽的企业家却非常差劲。他说，“要他们花5万块做点公益，他们都会和你谈一系列条件，让你觉得被勒索、被绑架。”解光平表示赞同，“现今先富起来的人做得远远不够，甚至背道而驰。”  
“关爱”是胡守祝对幸福责任的另一定义。他表示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，只要多一份关爱，社会幸福感便会增加。“我觉得余竹云就有一份关爱他人的心。他愿意走进监狱去看看那些服刑人员，理解他们，同情他们，给以他们必要的关照。不管做了多少，这份关爱就是难能可贵的。”
“企业家的第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。”张伟毫不讳言地将“赚钱”放在了首义。赚到了钱，个人幸福了、财富积累了，社会税收、社会福利、社会就业增加了，社会幸福感便提升了。香港文汇报安徽办事处主任助理张长城认为，企业家把实业发展好了，为居民提供便利，改变一方，繁荣一片，便是最大的幸福责任。“以我个人来说，现在去中环购物中心的大润发，不用抢车位，手推车能推到楼下，想买的东西就能买到，这就是享受到了幸福。”

媒体如何助建幸福
    在媒体的作为上，合肥晚报总编陈军表示，媒体要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幸福力。而对企业家推动合肥的幸福建设、构建和谐社会的事迹上，应从新闻角度积极做宣传报道。“在企业家和社会人所做的公益上，报道往往有差异。企业家通常上的是家园版、楼市版和房产版，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新闻板块？企业做公益活动，为什么是广告部而不是新闻部的记者到现场？”陈军说，这些现象都是值得媒体反思的。
    “在我看来，社会的焦灼感大部分都是由媒体造成。”谢光平毫不讳言。“我做了一辈子的新闻。现在一睁眼看到都是杀人放火的负面报道，让人觉得没法活了。”他强调，媒体要对构建幸福社会起引领和建设作用。“要用一些正面的手段将不好的、负面的事情温暖起来。”杨杰表示，遵循公正、责任、关怀，营造向上、温暖的力量，助建幸福社会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    “不让好人孤单。要让好人、优秀企业家找到知音，找到同志。”在谈到幸福行动的具体落地上，安徽商报广告中心主任桂青松如是表示。他说，余竹云的很多公益行为在当今社会却引来诸多非议。这就需要他们有能力行动的人先行动起来，和余竹云并肩发出声音，共同推动公益事业。作为媒体，应该动用资源，让更多的企业家站在一起，让皖籍企业家、皖籍名人站在一起。另一方面，媒体要为幸福搭建平台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幸福，让更多的人表达幸福观点。他说，可以将幸福作为一个社会新闻，展开社会大讨论，让各个阶层参与进来。并从项目着手，让幸福落地。“让更多人幸福起来，整合幸福资源，真刀真枪地推动幸福社会发展。”

博螯安徽第一人的“小我”幸福
    “能邀请到这么多朋友给我提建议，传思路，就是我的幸福。”听完嘉宾们的发言，余竹云笑道。和去年一样，本届博螯圆桌会议的20多位与会嘉宾中，只有余竹云来自安徽。他说，机会很难得，他不能辜负。他说，他自己也想了很多，加上收集的意见和建议，会一起进行总结，在博鳌发声，让世界聆听安徽，了解安徽人对幸福社会的实践和思考。
    “也有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能去博螯。回顾从十年前为家乡修第一条路开始，这11年我做了60几件公益，捐了2000多万，坚持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做好身边的事。不断实践、摸索，希望能走出一种模式。”针对疑问，余竹云如是表态。陈先发也表示，中环创造的这种模式是最可贵的创新之处。比如像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模式等。而他们新华社也一直将“中环模式”作为标本观察。作为新生代民营企业家，余竹云在促进包容发展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、新探索，引起了亚洲博鳌论坛主办方的关注和认可。
    “有人质疑我作秀，有人骂地产商都是吸血鬼，我也怒过迷茫过。虽然生气虽然抑郁，但提起公益我还是满腔热血，还是停止不了的热爱。”他说，做公益，是他“小我的幸福”。“至少能让远在农村的父母宽慰，知道他们的儿子没有学坏，这难道不是子女最大的幸福么？”正如合肥电视台台长田海所形容：“余竹云对社会现状充满愤懑，但依然乐此不疲。”他调侃为强迫症的一种表现。但仍然认真坦言，余竹云在行内非常有口碑，他和中环集团确是为人们带来了幸福。
    据了解，余竹云在做好企业经营的同时，一直热衷社会公益事业，并通过自己的公益实践推广着他新颖独到的慈善理念。多年来，中环集团始终坚持“产业报国，回报<